中山孝王后深分明为人后之义，条陈故定陶傅太后、丁姬悖天逆理，上僭位号，徙定陶王于信都，为共王立庙于京师，如天子制，不畏天命，侮圣人言，坏乱法度，居非其制，称非其号。是以皇天震怒，火烧其殿，六年之间大命不遂，祸殃仍重，竟令孝哀帝受其馀灾，大失天心，夭命暴崩，又令共王祭祀绝废，精魂无所依归。朕惟孝王后深说经义，明镜圣法，惧古人之祸败，近事之咎殃，畏天命，奉圣言，是乃久保一国，长获天禄，而令孝王永享无疆之祀，福祥之大者也。朕甚嘉之。夫褒义赏善，圣王之制，其以中山故安户七千益中山后汤沐邑，加赐及中山王黄金各百斤，增傅相以下秩（《汉书·外戚·中山卫姬传》）。

《易》之象，以龙、马明《乾》《坤》之用。夫《乾》《坤》之气，变化之大，无穷而不可测，而圣人独以二物明之者，何故？以为天之用，不可得而极，其可见者，云雨风霆而已。云雨风霆，非龙无以行之，则天下之物，有能尽天之用者，莫过乎龙也。地之用亦不可得而极，其可见者，际乎海深，入乎蛮夷，而无有涯畔。人之力不足以胜之，而驰骛战斗，涉地之远，非用马则弗能济。则地之用，又莫若乎马。此《易》之所以重乎龙与马，偕之于《乾》《坤》也。国之宝畜，兽之等夷，莫重乎马。《易》象之所贵，《周官》之所列，《小雅》《鲁颂》之所载，史氏传记、兵家之说所备，兵之胜负系焉，国之虚实彊弱系焉。蛮夷戎狄四方之民，其俗不同，其轻死而喜为中国寇盗一也。然而能深入而为大患者，自古常在于西北，不在于东南，其故何也？马出于西北而不出于东南也。冒顿单于数十万骑困高祖于平城，駹骊駮白，皆从其方之色。多马如此，故能屈中国之势。孝武乘文、景之富，夺击匈奴，匈奴少衰矣，后以马少遂无复出。唐文皇既定天下，席其胜势，破突厥、诛高昌、平吐谷浑；继之以高宗，碎高丽、擒百济，而中国之地西至于焉耆，北踰于阴山，尽得多马之土。故分坊布于陇右，而唐马最盛。今之马大抵衰耗，不及于汉唐者，何也？多马之土，不为中国而为狄也。耶律氏之君，以马上为国，不骑则不能战，故其兵以马为命。女真亦尝通马，间市于我矣，诏蠲大谢岛民租，令操舟以泛马。耶律患之，置戍于海岸，而女真之贡，不能至矣。继迁玩战日久而马大耗，德明臣顺以偷其安，怀其种落，专其畜牧者，凡三十馀年，宝元间至以谷量马，故元昊兵气飘逸而为边患矣。秦夏杂羌，虽以马为市，然皆癯疾之馀，中国固未尝得之也。西北之产不入于中国，中国之所恃，蕃吾马而已，而马官日以弛，马政日以坏，朝廷曾莫之计，以失兵备。猝然有不得已之战，顾欲驱步卒、驰沙漠而捍堂堂之锋乎？伯益知鸟兽之情而畜马息，故帝舜氏之以嬴而俾世其任；非子牧于汧、渭而有功，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不夺其业。王毛仲、张万岁彊干而知马事，故唐付之以闲厩监牧之政，勋虽至开府而仍典焉。是择其人、专其职、久其任而责其功也。今之群牧，数十年之间，为之者凡几人？以知马而任者谁耶？任之而有成效者谁耶？以无劳而得大谴者又谁耶？间有可任者，亦未及究马之情、谙马之数而徙矣。故马官视马之耗登，蔑若秦之视楚人之亡羊而弗知恤，此国马之所以不繁也。周之时有庾人、校人、圉师、牧人、趣马、巫马，咸专其事而不复治他。春秋之时，郑虽小国，以下大夫为师，则其馀列国莫不有马官矣。故任久职专则政举，而畜牧遂字。令尝求知马之人而任之，惟贵与侍从之臣人其资地迭处而兼领焉。上之任之也为恩而已，非痛责以马事也；下之受是任，幸增廪给、便役使而已，弗以其事自任也。故不亲其劳、不悉其务，田业有遗利，吏卒有遗力。国之宝畜，聚散于沮洳潟卤之泽，暴露于冰雪无水草之野，相枕藉偾路而数以大耗，可不为之惜哉！夫畜牧止家人野夫之事尔，少多之食，出入之时，惟其便而不可以素为之节，要在适马之性，使蕃息而已矣。不知付之于其人，治之如家人野夫之事，而严为条教，旧令日积而新请继至，吏卒惶惑，不知所以为者。马之疾不同，而不敢不殊其寒温之剂，肥瘠老壮所任之不同，而不敢不均其出入与食之少多，扃扃欲以文法治马，求国马之蕃，不可得也。今欲养马蕃之，必择其人，必专其职，必久其任，使毕力于事而责成功。吏之废置，卒之诛赏，寒暑耕牧，牝牡食息之节，适其便而相宜，一切无束以小法，惟视其岁增之数如何，则马政举而兵备渐实矣。国家于闲安无事之时，其失常在于因循，不能先事而有所思，一朝急猝之变起，则烦忧而不知措，以败大事，为中国无穷之辱。惟马又非可以亟索而得者，可不预虑之哉！

臣伏睹国家自来于河东、陜西沿边等处估买蕃马，近自西贼不庭已来，买马数少，不足国用。此盖中国久隳马政，不能蕃息，至于专仰戎狄之马，以成此弊。臣窃按《诗》《书》已来中国养马蕃息故事，乃知不独出于戎狄也。秦之先曰非子，居犬邱，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，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。犬邱，今之始平；汧渭，今之秦陇州界也。《周官》校人之职，春执驹以养血气，夏攻特以防蹄齧。卫文公居河之湄，以建其国，而诗人歌之曰「騋牝三千」，不言牡而言牝，则牝为蕃息之本也。卫则今之卫州也。诗人又颂鲁僖公能遵伯禽之业，亦云「駉駉牡马」，鲁今属兖州，左氏云：「冀之北土，马之所生」。即今镇、定、并、代，皆其地也。《月令》：「季春之月，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。仲夏之月，游牝别群，则絷腾驹」。亦秦人之马政也。汉之太原，有家马厩，一厩万疋。又楼烦胡北，皆出名马，即今之并、岚、石、隰界也。武帝出攻匈奴，官私马十四万疋，于汉之马，最为多矣。唐以沙苑监，最为宜马，即今之同州也。又案唐自贞观至麟德，中国马四十万疋，开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监，半在秦陇绥银。则知古来牧马之政，修之由人，不在于地。臣切见今之同州及太原已东，相、卫、邢、洺皆有马监，其馀州军牧地七百馀所。伏乞特降敕旨，于群牧使副、都监、判官等内差一员，往监牧旧地，相度水草丰茂去处，拣择孳生堪牧养马，专差人员，牧于四远。牧放一依《周官》《月令》之法，务令蕃息，别立赏罚，以明劝沮，庶几数年之后，马畜蕃盛。

君讳师孟，字醇叟，胄出昌陵，燕懿王之七世孙也。懿王生冀康孝王，康孝生丹阳僖穆王，僖穆生南康修孝王，修孝生崇温献公，五世皆居嫡长。温献讳令图，是为君之曾祖考。祖考讳子野，终袭庆军承宣使。考讳伯庄，繇宫邸为外官，终右朝请大夫、知道州。君生而秀异，长无贵骄之习，以孝友称，用承宣公恩补官。绍兴壬子岁调监永州祁阳酒税。秩满，用宗室恩得监潭州南岳庙。自是之后，寓居南岳萧寺中，屋仅数椽，被服不减寒士。无他嗜好，独与简编对，潜思博考，矻矻忘昼夜，其于国朝法度兴革废置利害靡不周悉，至于天文、象数、卜筮、篆籀亦无所不通，论古今事纚纚可听。间即游历溪山以自娱适，盖无复后进意也。逮于壬午岁之春，先公忠献留守建康，荐君才可以任事，操可以厉贪，愿易文阶，擢寘清近，以为公族劝。有旨令赴在所，而君时已抱疾，喟然曰：「固愿一见君父，效愚忠，其如疾何！且幸得托公族，窃厚廪，召而不行，国则有刑」。乃扶持越数驿，引疾以归。盖自始求退，以至于终，凡任岳庙者五，主管台州崇道观者四，其恬于进取如此。始君来南岳，会文定胡公之家在焉，君闻所讲伊洛馀论而心慕之，与文定季子仁仲先生游馀二十年，其间讲论问辨，固非一端，而君自谓吾斯终未有所安也，故先生之没，君哭之尤哀。然而君方年少时，性刚而气锐，遇事辄发，不可少忤；及见先生长者以来，閒暇静养，至于终岁，意象循循，宽厚和易，未尝有忿色愠辞见于外，识君者皆谓与畴昔为易人，则学力之所变化亦可知矣。于后有室家之戚，历时而情未能遣，君颇病之。一日晨起，洒然有喜色，家人怪而问焉，则笑不答，已而语其友曰：「吾今而后始为不负此生。平时滞吝，冰解雪消，其乐有不可名言者矣」。盖自是以为所得不疑，有隐几据梧之意。家事亦不甚经念，时独旁观老释之书，冁然一笑。晚苦末疾，以乾道壬辰九月十七日终于所寓之正寝，享年六十有四。其年冬，君之友胡寔状其行使来告曰：「醇叟不幸死而无子，将以十二月壬寅葬于衡山兰桥之原，惟是所以诏来世者敢请」。某念往来湘中，熟君旧矣，义固有不得辞者。重惟习俗之弊，󲦤绅大夫往往竞于宠利而不能自克。如君近出公族，抱负才业，而退然终身，孜孜求道，无所歆慕乎外，抑亦可尚也已，是宜铭。君积官敦武郎。配王氏，先八年卒。独有二女：长适将仕郎张衍，次适右迪功郎柳州洛容簿范子文。君无恙时，或劝宜以时定嗣子，君曰：「兄弟有子，先人不乏祀，是亦足矣」。而识者尤悲之。铭曰：

世俗争骛，己独处兮。公族烜赫，己踽踽兮。天资刚强，变宽裕兮。夫岂偶然，学所致兮。生以其常，死曷悸兮。勒名于丘，示来世兮。

此钟盖庆历中叶翰林清臣守长安所得，上之大乐，考之音中大吕。胡恢题云：「《世家》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，而中閒出子遇杀，岂不得列于世数邪」？欧阳文忠题云：「据《史记·年表》，始秦仲，至康公，为十二公，此钟则为共公时作也。据《本纪》，始襄公，至桓公，为十二公，此钟则为景公时作也」。子按《本纪》，周孝王命非子曰：「昔柏翳为舜主畜，畜多息，故有土，赐姓嬴。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，朕其分土为附庸」。邑之秦，使复续嬴氏祀，号曰秦嬴。嬴生秦侯，次公伯、秦仲、庄公、襄公、文公，靖（《史记》作竫。）公不立，宁公、出子、武公、德公、宣公、成公、穆公、康公、共公、桓公。以铭所谓十二公考之，若以非子始为附庸，则至成公为十二公；若以秦仲始为周大夫、襄公始为诸侯，则如欧阳说，至康公以桓公为十二公。然据铭云「不显朕皇祖，奄有下国，十有二公」，言皇祖奄有下国，盖谓如有土之君，则当以非子为始，虽曰附庸，盖亦国也。况有周锡命分土之文，得不为奄有下国乎？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，则是钟为成公作无疑矣。又所谓十有二公，盖自始祖而下至今为公之数，而欧阳公以为十二公者先公也，而言作钟者为十三世，亦非也。案铭之首称「秦公曰」，则知见为君者固自称公。春秋时列国皆然，不必言先公方谓之公也。